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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别英雄;有智慧,方能认识自我,保持清醒,进退有据。
第三是萧何之量。量,也就是器量,气度。富有才智者,不一定就有器量。恰恰相反,正因为有才能,往往使人恃才自傲,目空一切,甚至不知天高地厚。项羽是这种人,韩信也是这种人。
与他二人不同,萧何却是有器量的。常言道,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,这句话萧何完全承担得起。汉三年,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峙于京县、索亭之间。刘邦一边在前线打仗,一边担心后方局势,多次派使者慰劳萧何。有人对萧何说:“如今陛下在征战沙场,餐风吸露,自顾不暇,却多次派人慰问阁下,这不是明摆着有怀疑阁下之心吗?我替阁下拿个主意,不如派您族中能作战的全部奔赴前线,这样大王就会更加信任阁下了。”萧何依计而行,刘邦果然大为高兴。
汉十一年,汉将陈豨谋反,刘邦御驾亲征。其间吕后在朝中用萧何之计,诛杀韩信。
刘邦听说韩信已经服诛,派人拜萧何为相国,加封食邑五千户,并且派士兵五百人、都尉一名,作为相国的卫队。满朝文武都来祝贺萧何,只有一个名叫召平的,前来报忧。召平,原来是秦王朝的东陵侯,秦亡之后,沦为平民,种瓜为生,他种的瓜十分甜美,世人誉为“东陵瓜”。召平就以“东陵瓜”自号。这个“东陵瓜”的脑袋,倒是一点也不“木瓜”,他对萧何说:“恐怕祸患从此开始了!
皇上在外征战,而阁下留守朝中,明明不必以身涉险,却无端加封阁下、为阁下增设卫队,这是由于淮阴侯韩信刚刚在朝中谋反,皇上因而有了怀疑阁下之心。增设卫队保护阁下,其实并非恩宠。希望阁下谢绝封赏,把全部家产都贡献出来资助军队建设。这样皇上必定高兴。”萧何依计而行,刘邦果然大为高兴。
汉十二年,淮南王黥布谋反,刘邦再次御驾亲征,在外多次派遣使者回京打听萧何都在干什么。回报说:“萧相国在京安抚百姓,拿出财产资助军需,和平定陈豨反叛时一样。”于是又有人来对萧何说:“恐怕阁下离灭族之祸不远了!阁下功高盖世,无以复加。
阁下当初入关,已经深得民心,十余年来,百姓都已归附于您,您还要孜孜不倦地争取百姓的拥戴,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。皇上所以多次派人询问阁下所作所为,就是唯恐阁下控制关中动摇汉室。现在您不如做一点强购民田民宅、放高利贷之类的事情来‘自污’,败坏自己的好名声,这样皇上才能心安。”萧何依计而行,刘邦果然大为高兴。
总之,刘邦曾经三次怀疑萧何心怀异志,三次将萧何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。然而萧何深知伴君如伴虎,居安要思危的道理。开国皇帝莫名其妙地怀疑功臣,乃是题中应有之义,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!处理这种事情,只可忍气吞声,不必愤愤不平,更不可急于“辩诬”,诉说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。
所以萧何三次都做到了处变不惊,不动声色,虚怀若谷,从善如流,直至将刘邦的疑心消弭于无形,从容化险为夷,居然幸免于难。对比一下当初刘邦怀疑韩信时,韩信那拙劣无能、紧张兮兮、小里小气的表现,萧何的处理方式,何止高出一筹!没有大智慧,没有大器量,这样的结果简直是难以想象的。
萧何的大气或大度,不但表现为对待刘邦的态度,而且表现为对待曹参的行为。曹参本是萧何当年的同僚,两人始终同心辅佐刘邦。在刘邦评“元功十八人”之时,两位元老有了一些矛盾。但这只是“人民内部矛盾”,而不是“阶级矛盾”或“敌我矛盾”,所以无伤大雅。
萧何与曹参的关系,从来没有发展到誓不两立,不共戴天的地步。正相反,萧何对曹参一直十分器重。萧何晚年病重,汉惠帝亲自前往探视萧何的病情,当时问起:“阁下百年之后,谁可以接替您的位置?”萧何说:“知臣莫过于君。”惠帝问:“曹参怎么样?”萧何立即叩头说:“陛下得到了最好的人选。现在萧何可以死而无憾了!”
总之,这个萧何见识不凡,智慧过人,器量如海。萧何的话毕竟有理,“知臣莫如主”。想必汉高祖刘邦在九泉之下,也会认为将萧何列于开国元勋之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。